欣赏法国中世纪辉煌的建筑遗迹、领略文艺复兴时期思想的精髓、品味葡萄酒韵味深远的意境，成为庄园养生之旅的新方式。
同时，人们交换的目的是得到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而非流通手段本身，因此执行这一职能的货币完全可由象征性的价值符号甚至价值符号的符号来代替，根据米塞斯的回归定理，一旦该物品被广泛接受为交易媒介，则其历史上的内在价值便不再重要。然而比特币实行全天候交易而且没有涨跌幅限制，加之投机因素的推波助澜，以致其价格在一天之内的浮动幅度可以达到数千元人民币。
它本身凝结着一般的人类劳动，具备价值基础，也就能够衡量其他商品价值大小;同时能够充当商品流通中介，消除低效的易货交易，完成商品的惊险的跳跃，执行流通手段职能;总量有限具有升值空间，可以充当财富的社会表现形式，暂时退出流通领域作为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被保存起来，并使经济贸易得以长期进行而且超越地理距离，发挥贮藏手段职能;没有实质障碍存在，可以胜任支付手段职能;基于网络的开源代码设计，不受地域限制，具有天然的世界货币属性。虽然大家都知道简单增加货币供给会让垄断货币发行的政府更加富有，却不会使一个社会更加富裕，但有时政府就有这样一种冲动，它就更会紧紧抓住自己手中的货币发行权力不放，它又怎么会把这种权力拱手让给比特币呢?同时每次货币改革都是社会财富的重新调整分配过程，这里的利益调整不仅涉及政府与民众，还涉及到不同民众之间，处理不好轻则百姓疲敝民怨四起，重则动乱爆发改朝换代，多少人头落地、多少家破人亡。例如目前比特币可以细分到小数点后8 位，为纪念其发明者中本聪这种最小单位被命名为聪，如果以聪作为最小记账单位，比特币的计数总量可以达到2100 万亿，约为目前美元发行数量的一百多倍，远远可以满足货币需求。但对占更多数的普通人而言，比特币的这些优点吸引力并不大，相反因为还要承担远超现有货币的巨幅价格波动、法律保障不足等风险，很多人并不愿意使用比特币，即使那些选择持有比特币的人更多也是出于投机需求，把它作为一种商品低买高卖，希望在其价格波动之中牟利，而非真正的货币用户。市场中有着许多虚拟货币，但比特币成功捕捉到了媒体以及广大群众的关注。
更何况这种方式缺乏法偿性和强制性，之后便有不少公司宣布取消接受比特币支付。然而现实会是这样吗?那些曾经帮助黄金成就货币显赫地位的因素，还会自然地再次帮助比特币成为货币吗?答案恐怕没有那么简单。资本项目自由化一直被中国经济学家奉为圭臬。
资本项目自由化导致资源配置优化的理论基础是有效市场假说 (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和理性选择理论 (Rational Choice Theory)。然而，受到表扬的当事人却有不同看法。资本项目自由化并非历史潮流，没有站得住脚的经济理论可以证明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历史经验表明，在资本自由化状态下，受益者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
IMF的官方立场变更为: 资本管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必要的。凯恩斯指出：把控制所有资本流动的明确权利赋予每一个成员国政府是永久性，而非仅仅是过渡性的安排。
相反，IMF章程第六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必要时成员国可以运用资本管制 (controls) 对国际资本流动进行调控（regulate）。这一段话同样适用于本文集。进入 余永定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人民币 国际化 。中国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不能通过资本项目自由化来解决，或通过它的所谓倒逼机制来解决。
在IMF章程中找不到关于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条款。对于投资者来说，可以带来较高的回报和较多的资产分散化机会。主要结论是: 固定汇率制度、资本自由流动和国际收支逆差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充要条件。IMF所强调的不再是资本项目自由化而是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渐进性和时序。
1993年，中国政府首提 实现人民币可兑换。香港的金融稳定一度命悬一线。
然而，就在这时，亚洲金融危机突然爆发，一直被视为发展中经济体成功典范的东亚经济受到致命打击，修改章程的企图随之流产。把资本项目自由化提高到一种普适原则的要害在于无视民族国家的存在。
事实上，资本项目最为开放的经济体——香港和新加坡——是应对危机最成功的国家(地区)。对于加快一词应作何种解读?中国资本项目的开放度实际上已经不低，根据外管局资料，在７大类40项资本交易项目中，在中国只有10项不可兑换，除个人直接跨境投资、衍生品交易外，主要跨境资本交易都有正规渠道。•当前，在坚持资本项目自由化渐进方针的同时，中国应加速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金融体制的改革。他们指出: 国际社会不应该试图促进——甚至在长期——资产的完全自由的交换，因为资本的自由流动看来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并没有什么好处。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然而，残酷的现实是，他们正身处这样的困境 …… 如果我们不谨慎应付，我们的处境也很可能会一样。
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政策意向：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教条早已被请下了经济学的神坛。
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 (BIS) 的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 (Committee on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的工作组对实证证据进行了评估。它们的困难源于开放资本项目时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制度背景，以及资本项目开放措施同其他改革的衔接出了问题。
尽管如此，康德苏仍坚持认为： 亚洲国家的问题并非它们开放了资本项目。结果，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引入外国投资最多的国家。
对于那些同时开放金融部门以引入外国竞争的国家来说，资本项目开放可以带来更高效、 更复杂的国内金融市场。……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项目开放可以带来较多的投资和更高的生活水平。第一组文章是当年对亚洲金融危机原因和中国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的讨论。康德苏仅仅是宣示了一种信念，并未能证明任何东西。
退一步讲，即便资本项目自由化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改善资源配置，也没有理论和经验事实能够证明这种改善是帕累托最优，更遑论这里还有地缘政治问题。在没有资本管制的情况下，为了应付资本外逃的冲击，亚洲国家必须大量积累外汇储备。
康德苏发表上述谈话不久，香港再次遭到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200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再次敲响警钟。
而包括罗德里克和巴格瓦蒂在内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则指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根本就不存在。第四组文章探讨了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路线图和资本项目自由化之间的关系。
相反，这本书更多的是反映了中国学者在理论修养上的欠缺。这组文章中也包括了对亚洲金融合作的讨论。基于这种逻辑，我支持根据实际的需要和可能逐步开放资本项目，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下人民币可兑换。是否应该在某一特定时期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和如何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必须视具体情况而定。
他们的结论是: 经验研究并未发现两者之间有什么 (have little) 关系。2010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将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目标写入十二五规划。
罪魁祸首是那少数的对冲基金，它们毫不关心香港，更遑论港人的福祉。时任香港金管局总裁任志刚满腔愤怒地说: 无论人们怎样指责印尼那种裙带关系式的资本主义、任人唯亲、贪污腐败、种族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不善、忽视金融发展等，但即使这一切指控都成立，也不致令他们的货币和金融制度崩溃至此，国家陷入这样悲惨的困境。
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在里根—撒切尔主义影响下，市场原教旨主义崛起，资本项目自由化理念才随之成为经济思想的主流。资本项目自由化的主张与其说是建立在科学论证和历史经验基础之上，不如说是建立在对于某种意识形态的笃信基础之上。